思想是最强大的武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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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世上只有两种力量：利剑和思想。长远而论，无论利剑多么强大，最终必将败于思想手下。”——拿破仑

1776年7月4日，独立战争刚开始1年，军事上节节败退的北美人民，却勇敢的发表《独立宣言》，宣告脱离英国殖民统治。7月4日这一天因此被定为美国的国庆日。不过，真正意义上的美国独立，要到7年后的独立战争胜利之日。

然而，提及美国独立这段历史，一个有悖逻辑常识的问题似乎一直被遮蔽：落后而又一盘散沙的北美，怎么可能战胜当时世界上的头号强国英国？最常见的原因主要是下面四条：

英国元气大伤：刚刚结束了一场和法国的七年战争，英国国力受损；

北美强大的外援：法国、西班牙为北美大陆军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，并直接出兵牵制英军；

战争的正义性：这是一场北美人民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正义之战。英国人托马斯·潘恩在1776年发表的《常识》，唤醒了北美人民的“自我意识”，凝聚了士气人心，为军事胜利奠定了基础。

华盛顿的军事才能: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杰出的军事统帅才能，以及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，最终成功拖垮了英军。

以上种种，都是事实，然而，并未触及实质，因为当时北美的实力，和英国根本不在一个量级。

18世纪下半叶的英国，已经是名副其实的“日不落帝国”，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是英国的臣民，地球陆地的五分之一尽是英国的版图。英国主导的国际秩序，被称之为“不列颠治下的和平”。

当时英国发行的“帝国版图”，通常用红色标注本国的领土。英国市场规模之庞大、幅员之辽阔、人口之众多、资源之丰富，财政之雄厚，军事力量之强大，别说刚刚开化不久的北美殖民地，和它那支由普通民众临时组成的所谓大陆军，即便欧陆的强国法国、西班牙，也远非对手。

北美独立如此重要的历史，在基本史料面前，竟然存在如此明显的逻辑硬伤。然而，当我们放宽历史的视野，将目光从北美转向英国，将关注点从国力转向思想时，终于有了意外的收获——埃德蒙·柏克与亚当·斯密——是他们横空而出的思想，改变了英国决策者的认知，最终决定止战，北美因此得以拯救。

柏克：强权不是公理，自由才是

1775年，“莱克星顿的枪声”震惊了大英帝国朝野上下，时任首相腓特烈·诺斯主张彻底踏平殖民地：“北美反了！我们要给那帮乡巴佬一点颜色看看！”

此时，辉格党的文胆，党内的实际主宰者—— 埃德蒙·柏克站了出来，在下院发表了《与美洲和解》的演讲：“......殖民人民是英国人的后裔，他们同我们一样，不仅深爱着自由，更以英国的观念、原则深爱着自由......但是首相所颁布的种种法案，对他们苛以重税，限制他们的贸易，这等于剥夺了他们的经济自由......如果开此先河，就等于燃起了一场毁灭我们自己的熊熊大火！......”

《罗马帝国衰亡史》的作者爱德华·吉本，在听完柏克的演讲后惊呼，“柏克的演讲能让整个欧洲屏息，他是我平生所见最雄辩、最讲理的疯子。”

柏克对美洲独立运动的声援，和对英国政府在美洲的蛮横行径连篇累牍的攻击，彻底激怒了首相和支持战争的议员们。双方剑拔弩张，并爆发了激烈的辩论。据说，争论的咆哮声几乎快要震碎威斯敏斯特大楼窗户的玻璃。

尽管柏克没能够阻止熊熊战火的蔓延，但他恢弘的气度和雄辩的演讲，改变了多数议员的态度。战争进行2年后，柏克又写下《致布里斯托首长的信》。“放美洲一条生路”的声音响彻英伦诸岛的上空。

柏克的逻辑简单却又强大：“无代表，不纳税”的原则，这是英国人用流血牺牲换来的自由传统，这一传统属于英国，也应该适用于英属殖民地北美，如今英国带头破坏这一传统——在议会中没有北美代表的情况下，通过了对北美加税的方案。“对北美加税，却未经北美人民同意，这无异于暴政，以自由自诩的英国人，等于自己推翻了自己的合法性。”

启蒙思想家狄德罗曾说：“深刻的思想就像铁钉，一旦钉在脑子里，什么东西也没法把它拔出来。” 柏克的思想，犹如一枚锋锐的铁钉，而他极具感染力的演讲，如同一把沉重的锤子，将他的思想钉入议员们的大脑。

深受柏克影响的议员们，开始不断掣肘北美战争。就在英军与大陆军决战之际，竟然不断有部长在内阁会议上主张罢兵休战。海军大臣詹姆士·福克斯，在听柏克的演讲前还是顽固的主战派，听完演讲后竟然主张将海军和陆军迅速撤离北美，气得首相诺斯差点口吐鲜血。

作为大英帝国议会重要成员的柏克，按“阶级分析”论，属于英国的统治阶级，如果按照“屁股决定脑袋”的逻辑，他应该坚决反对北美独立，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；即便抛开精英属性，在大国争霸的年代，作为大英帝国的一员，柏克也应该无条件的以大英帝国的利益为重。

然而，在 柏克 眼里，强权不是公理，自由才是；在 柏克 心中，对英国真正的热爱，不是鼓动它用剑去征服更大的世界，而是誓死捍卫让英国人引以为傲的自由传统。

因此，即便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，冒着被冠以“英奸”的恶名，柏克也要为北美张目——“邪恶之所以得逞，是因善良之人无所作为。”“我们把自由权看作祖先给我们传下来的，并将由我们传给后代的遗产。”

最后，当北美战场失利的消息传到伦敦，大英帝国没有举全国之力去平息“北美的叛乱”，而是选择了承认“失败”。

斯密：控制北美是愚蠢之举

历史学家弗格森在一次演讲中说：1776年世界上发生了一件小事和一件大事，小事是北美独立战争的爆发，而大事则是经济学家亚当·斯密《国富论》的出版。

弗格森这句话，看似幽默，却并不夸张——北美殖民地的独立，让英王的王冠上少了一颗璀璨的明珠，但《国富论》的问世，才让英国变成名副其实的大英帝国。

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，人类历史步入第一次全球化时代，到《国富论》问世之前长达三百年的时间中，欧洲国家在亚非拉地区扩张的逻辑是：抢占殖民地，在当地驻扎军队，掠夺当地的资源和人口，再将工业品销往殖民地——其实质是对殖民地的绝对控制。

1776年3月9日，以蓝灰色大理石条纹为封面的《国富论》在伦敦首度问世，这本连伟大的大卫·休谟一直都渴望拜读的著作，一时间洛阳纸贵。那么，斯密的《国富论》到底发现了什么？

《国富论》全名《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》，在书中，斯密认为，一个国家财富的增长，主要来自分工协作带来的专业化水平的提高，而这一切，只有在市场这只“看不见的手”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时候才可能出现。

200多年后的今天，这早已成为经济学的基本常识。然而，这在当年却是石破天惊。因为按照斯密的思想，一个国家财富的增长靠分工协作，而不是掠夺；主导经济的，应该是市场这只“看不见的手”，而不是国王和政府。

按照这个逻辑推演下去，新的世界体系应该是平等的贸易和协作体系，而非过去三百年来的控制模式。控制模式，是不折不扣的愚蠢之举。因此，英国应该放弃对北美的控制。

斯密 对“大英帝国整个殖民体系”的抨击，不留丝毫的情面，他认为《航海法》等针对北美殖民地的法案，仅仅喂饱了英王特许的国际贸易商人，是对北美殖民地和普通英国民众的压榨，长此以往，将颠覆大英帝国赖以生存的整个根基。因此，英国应该放弃对北美殖民地的控制，斯密的理由是：

• 可以节省下一大笔军费，当时北美驻军一年的军费是35万英镑，而北美殖民地贡献的税收仅为11万英镑，亏空如此巨大，对英国财政是一个巨大的负担。
• 北美独立的大势既然已经不可逆转，那就应该果断止损，罢兵休战，趁着双方的仇恨还未积累到不可挽回的地步，利用文化上、血缘上、经济上的紧密联系，开启双边贸易。根据《国富论》的基本原理——市场规模越大，分工也就细化，经济也就越繁荣。而英美所组成庞大的市场规模，将进一步深化国际大分工，最终双方都能获得巨大的收益。

然而，即使是在崇尚言论自由的英国，斯密对殖民地的言辞也太过敏感，苏格兰宗教学家休·布莱尔，一度力劝斯密将这一部分删去，否则可能会招致“杀身之祸”。然而，斯密不为所动。

如果说柏克对自由的捍卫，让英国精英们的态度开始松动，那么斯密让人无法反驳的经济计算，彻底改变了决策层的态度。大卫·休谟在给英国下议院议员斯特拉恩的信函中，也大篇幅引用斯密对英国严重负债的担忧，劝诫当局立即从北美撤军。

思想是最强大的武器。然而，任何一种思想从异端变为常识，都需要时间，甚至需要付出代价。所有无知而自负的人，都有一股“不撞南墙不回头”的精神。

历经长达八年的漫长战争后，首相腓特烈·诺斯在北美战场接二连三的惨败，和不断增长的巨额财政赤字面前，彻底屈服了。他连夜向国王递交了辞呈，托利党内阁垮台了。

新上任的首相小皮特，按照斯密的思想，很快扭转了颓势。他迅速调整了英美的利益格局，重启了与美洲的自由贸易——结果，英美的贸易额比殖民地时期还要多。英国在战场上失去的，又通过贸易、金融重新赚了回来。至此，英国终于从这场战争的废墟中，完成了浴火重生。

一场没有失败者的战争

这场因英国对北美殖民地加税而起，最终因新的思想而改变命运的战争，让以下常识不言自明：

长远而言，影响历史的，是思想，而非刀和剑，更不是既得利益；

能够让人类走出囚徒困境，结束零和游戏的思想，才称得上伟大；

思想家看似背叛祖国的“异端邪说”，最终却荣耀祖国，造福更多的人；

聪明的大脑固然稀缺，但更稀缺的，是那一双双愿意倾听的耳朵。

......

任何战争，都是一场零和博弈的游戏。然而，当我们再次放宽历史的视野，回顾独立战争结束后英国、美国的历史：

英国再次强大，英联邦主导的世界体系，将人类历史带入了第二次全球化时代，而这一体系的思想内核，正是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。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因此而延续了100多年，直到二战后，殖民地陆续成为历史，英国的霸主地位才被美国取代。

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第四年，来自13个州的55位代表们，在费城召开了一场长达一百多天的会议。会议制定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——《联邦宪法》，并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——联邦制，其思想内核，正是保守主义+古典自由主义——而柏克和斯密，分别是保守主义和古典经济学的开山鼻祖。

独立后的美国，仅仅用了100多年的时间，就取代英国，成为新的世界秩序的主宰者。

这是一场没有失败者的战争，而这一切，得益于新的思想的诞生。我们与其说柏克和斯密，是北美独立战争中击溃英军的真正主力，不如说他们的新思想，为历史塑造了一种新秩序，文明因此多了一种可能。

柯林伍德曾说，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。从工业革命至今，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与衰败，本质上都是其背后思想的兴与衰。比如，保守主义、古典自由主义之于英美，民族主义、纳粹主义之于德国，列宁主义之于苏联，等等。

有人说，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一场旷日持久的冷战，之所以爆发，是因为英美的崛起造成的。也有人说，战争能够结束，恰恰得益于英美的崛起......福山曾撰文称历史终结于民主制度，然而，如果与之交锋的思想不死，历史就永远不会终结。

未竟的“战争”：从柏克、斯密到杨小凯

任何一种思想的生命力，在于它是否能跟上时间老人的脚步，更在于它是否能扩展到更广袤的空间。而这一切，取决于是否有新的活水注入。

今天，斯密关于自由市场的思想，几乎无人不知；柏克保守自由的理念，也很少有人反对。然而，有三个犹如“天问”的难题，一直无解：

· 当主流经济学早已偏离斯密认为最关键的问题“分工”时，如何应对由此而来的，间隔越来越短、破坏越来越大的经济危机？这是全世界所面临的难题。仅美国而言，从1995年-2008年，就经历了两次大的危机——互联网泡沫和次贷危机。

· 在自由传统先天不足的地方，到底保守什么？这是独立战争期间的英国，以及制宪会议前后的美国，都不曾遇到过的问题。

· 从0到1创发新的自由，为何无论学技术，还是学制度，最终都行不通？这是洋务运动和辛亥革命留给我们的教训。

这三个问题，是柏克、斯密的思想在新的时空所面临的挑战，如果无法回答这些问题，那么于我们而言，这些思想只能陈列在历史的橱窗里。这是一场新的思想革命，这次的冒险者，是华人学者杨小凯。

作家苏小和说：“杨小凯是一个非常古典的人，古典到可以和亚当·斯密直接对话。”这是因为作为经济学家的杨小凯，他所开创的新兴古典经济学，将几乎被主流经济学家遗忘的斯密思想之灵魂——分工，在“超边际分析+交易费用”这一新的躯体中重新复活。它比斯密的思想更古老，但躯体却更年轻。

诺奖得主布坎南曾说：杨小凯 跳过两百年里带有误导性的经济学分析，将我们带回亚当.斯密那里，领略其基本洞见，并且富有想象力地运用现代分析技术重新进行阐释，杨小凯 的贡献由此进入经济学的核心领域。杨小凯 因此两度问鼎诺奖，却因英年早逝终成憾事。

为杨小凯 赢得世界性声誉的，是他的经济学贡献；但杨小凯在中国（再次）广为人知，却是因为他保守主义色彩浓厚的政治思想。

杨小凯研究了近代史上所有主要国家转型的历史，尤其是西班牙、英国、南北美洲、德国、苏联、日本，以及近代中国，在作品中，杨小凯除了再次重申“告别激进革命，保护私有产权，约束权力”等保守主义基本理念外，他还在中国思想界首次提出了“只学技术，不改制度”是转型国家的“后发劣势”的深刻洞见。

杨小凯“后发劣势”的洞见，以及他对无数国家制度转型的研究，不仅以鲜活的历史丰富了柏克所创立的保守主义思想，也回答了“没有自由传统的地方保守什么”的诘难：保守主义所要保守的，是人类自由的大传统，而非固守本土的传统，后者不过是守旧而已。

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：人类从历史中吸取的最大教训就是——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。汤因比的这句话，并非否定历史的价值，而是告诫世人：人类的理性能力是非常有限的。能够超越理性的，是信仰。

2001年9月，学术生涯如日中天的杨小凯，不幸被确诊为肺癌晚期，医生说他的生命最多只有3个月。但他凭借超凡的意志力和对基督教虔诚的信仰，再次创造生命的奇迹——将3个月变为3年。

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被病魔折磨得痛苦不堪的杨小凯，完成了思想与灵魂的升华。杨小凯认识到，决定经济绩效的是制度，但制度的背后是信仰。杨小凯 不再是那个锋芒毕露的战士，他变得温和、谦卑，在文章中反复强调平等、宽恕与爱。

柏克、斯密思想面临的第三个“天问”，终于有了新的答案：缺乏信仰的市场经济，不可能诞生制度文明；同样，缺乏信仰的制度改革，也只能以失败而告终。自由，必须从经济和制度，拓展到信仰的维度。

伟大的思想不应被遗忘，必须薪尽火传。今天，在他的学生和出版方的共同努力下，凝结杨小凯思想精华的《杨小凯学术文库》（九卷本）终于被编译集结、首度出版。聪明的大脑固然稀缺，但更稀缺的，是愿意倾听的耳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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